俗话说“无湘不成军”，自清末以来，湘军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红色革命的历程中，湖南人民的贡献不可忽视，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及平江起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均发生在这片沃土上。值得特别提及的是，由伟人亲自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同样在湖南的土地上见证了革命的初步胜利。
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小县城，竟有超过五万的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见证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先驱中，有25位获得了将军的军衔，成为开国将领。尤其要提到一位传奇人物，他因曾被组织追悼两次而显得格外特殊，他就是经历了无数磨难却始终坚韧不拔的开国少将段苏权。
段苏权生于1916年，十年后，他的家乡茶陵尧水开始掀起农民运动的波澜，那时年仅10岁的他便勇敢地担任了高径童子军团的团长。在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革命形势遭到了沉重打击，尧水一度活跃的革命运动也开始转入秘密活动，而段苏权则毫不畏惧，毅然跟随革命组织的步伐。
经过数年的坚持，他们终于迎来了革命的再度辉煌。此时的段苏权不仅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还当选为县第二区团区委书记，而他当时也只有14岁。1934年10月，为了牵制敌军并支援中央红军北上，红二、六军团奉命从贵州返回湘西苏区。如此大规模的调动势必引起敌军的高度警觉，因此必须派出一支部队来掩护主力的撤退，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
展开剩余86%担负重任的这支部队被称为“黔东独立师”，师长由红六军团原53团的团长王光泽担任，而段苏权则担任时任湘赣团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此时王光泽31岁，而段苏权仅有18岁，尽管段苏权的年纪比王师长小了足足13岁，但王光泽对他的能力并未有丝毫轻视。毕竟，从革命资历和入党时间来看，段苏权反而比他略显成熟。
尽管两位指挥官都拥有非凡的能力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但眼前的形势却无比严峻。表面上看他们拥有一整个师，但黔东独立师实际只有800多名士兵（各种枪支仅400余条），其中不少是伤员，而他们则要面对的是敌军数倍于他们的势力。置生死于度外的两位领导者冷静评估着敌我形势，为了顺利完成主力的掩护任务，他们决定采取主动出击，成功吸引敌军的注意力。
在随后的十余天里，独立师与敌军进行了二十多次激烈的战斗，敌军在两位战士的指挥下陷入了一种混乱之中，愤怒地增派 troops 试图围剿独立师，而军团的主力则趁机安全撤离，向湘西苏区进发。
在成功完成掩护任务后，独立师决定向梵净山转移。没想到的是，敌军紧追不舍，并命令地方民团全力支援，独立师被困入敌军的包围圈。一次战斗中，段苏权的右脚踝被子弹击中，导致他无法行走。为了不拖累自己的队友，他主动要求留在当地养伤。在如此严峻的条件下，很少有人敢接纳红军，王光泽对此表示反对，但在段苏权的坚持下，他决定留下两名战士陪伴段苏权，含泪告别后带着残部出发。
段苏权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最终拯救了他的生命。几天后，独立团的余部在秀山县上川遭到民团的突袭，王光泽不幸被捕，12月21日，蒋中正下令将其处决，王光泽英勇就义时年仅31岁。他昏昏沉沉地不知独立师已经全军覆没，段苏权曾带伤外出寻找战友的下落，甚至差点被地方武装杀死，所幸被一个名叫李木富的村民搭救并收留。
为了保护段苏权的安全，李木富将他隐藏在后山一个山洞里，每天悄悄地送来食物和水，甚至还特意上山采药来医治段苏权的伤口。一个多月后，段苏权的伤势渐渐好转，不愿再给恩人添麻烦，他用李木富为他制作的拐杖，带上干粮离开了。
两个月后，衣衫褴褛的段苏权来到皇图岭车站，在这里经营豆腐店的老板刘维初凭借乡音认出了这个流浪汉是自己茶陵的老乡。在深入交谈中，虽然段苏权并未直接提及自己是红军，但刘维初却从他的言行中感觉到对方绝非寻常。
心地善良的刘维初将段苏权迎入家中，悉心照料了四十多天，等到他身体恢复得差不多时，便联系茶陵的人，将段苏权的父亲通知来接他回家。为了让儿子能安心生活，段父为段苏权安排了婚事。不料，三年后，段苏权在报纸上看到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消息，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耐心说服父亲和妻子，向他们道别后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在太原，段苏权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老上级任弼时，令任老感到惊讶的是，曾经以为段苏权已经牺牲，甚至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并未想到此时“死去”的部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实在让他又惊又喜。任老感动地抱住段苏权，不知该说些什么，眼泪已经表达了一切。
重返革命队伍的段苏权进入抗大三期学习，毕业后留在抗大继续任教，随后调往平北军区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八纵司令员，建国后更是历任东北空军司令、志愿军空军第一副司令及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凭借他的革命资历，段苏权完全有能力获得中将的军衔，但在1955年授衔时却被“暂授少将”，使得这位将军感到委屈，甚至在场上当众撕下了肩章。那为什么段苏权会被暂授少将呢？
关于他低于预期的军衔，表面上是由于段苏权涉及的“三年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他离队期间那三年经历尚未明确。而实际上，其主要原因则与他在八纵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有直接关系。1947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成立后，冀察热辽分局与军分区多次向林帅反映司令员黄永胜不服从命令，指挥不力，最后决定撤换黄永胜，由分局推荐段苏权担任新任八纵的司令员。
然而这一变动并不符合林帅的意愿，因此他对新任命的段苏权并不热衷。来到1948年9月，八纵抵达彰武地区时筹备进攻锦州，当时锦州的两个机场中，一个位于城北的金屯附近，另一个位于城西的小岭子附近。金屯的机场早已荒废，而敌军主要停靠在小岭子机场。此时八纵靠近金屯的旧机场，九纵则在小岭子附近。野司随后下令八纵攻占机场，而按照这个命令，绕过九纵攻打小岭子机场显然不合适，于是段苏权向野司请示应攻打哪一个机场，但不料延误了最佳时机，遭到了野司的严厉批评。
让段苏权没想到的是，此事还引起了主席的关注，最终整个东野都遭到通电批评。不久后在攻打锦州外围小紫荆山阵地时，由于段苏权的警惕性不足，导致敌军重新夺回阵地。尽管段苏权再次派兵将其夺回，但这一事件再次惊动了林帅。
事实上，在辽沈战役中，八纵的表现相当出色，战功赫赫，尤其是在围剿廖耀湘兵团时，八纵提前出动，成功阻截敌军后路并与主力联手将其全歼。然而，正是由于这两件事，使得段苏权在林帅心中的形象大为受损，因此在后来的全军整编时，他调往了后方工作，而黄永胜则成了45军的军长。
在被授予军衔时，段苏权因一时的愤怒而当众撕下肩章，然而在随后的工作中，他依然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段苏权并未忘记当年对他施以援手的恩人。1950年，他与刘维初取得联系，但因忙于工作无法亲自前往，便派人前往茶陵看望刘维初，并将刘维初的儿子刘卿陶接到沈阳，送往大连工程学院学习，刘卿陶后来成为了一名高级工程师。
自那之后，段苏权还经常关心刘维初的身体，多次将他请到北京生活。遗憾的是，对于当年曾救助他的李木富，段苏权始终未能找到任何消息。1983年，他特意来到秀山县，亲自寻找当年躲藏的那个山洞，遗憾的是却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恩人的线索。
实际上，李木富当时也依然活着，不久后段苏权返回秀山寻找救命恩人的消息被李木富的长子得知，并前去县委留言，讲述了当年救助红军的经历。此时段苏权已回到北京，当县委同志确认李木富正是当年救助他的恩人后，迅速将消息传达给了段苏权。不久后，当段苏权看到寄来的恩人的照片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忙于工作，他无法抽空亲自前去秀山县拜访李木富，便主动寄钱寄物，关心他的生活。
1993年9月28日，段苏权病逝，享年78岁。按照他临终前的嘱托，段苏权成为了唯一一位穿着中山装下葬的开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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